撇開政治面,余光中先生在文學創作、批評和翻譯等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,在台灣文學史、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是無可置疑的。
以別人對他的評論來舉例:
1.黃維樑:用紫色筆寫詩,用金色筆寫散文,用黑色筆寫評論,用紅色筆編輯文學作品,用藍色筆翻譯……如果要用一句話來形容余光中的散文,則『精新鬱趣、博麗豪雄』八字當可稱職。把他的散文放在中國歷代最優秀的散文作品中,余光中的毫不失色。他的散文是中國散文史上璀璨的奇葩。這是對他散文最穩重最保守的評價……他的散文,通體洋溢著一股堂堂正正之氣。那是一種自給自足、綽有餘裕的才能,原無須藉助外力、事件或經歷的成全。我以為,一旦具備了余光中的才能,那麼無論生在何時,長於何方,他都必然會在文學上嶄露頭角,大顯崢嶸。
2.陳義芝:余光中不需要推薦,四方都傳誦他的詩文。他引領讀者在人文情思的路上觀奇涉險,在想像力的鍛鍊與世事的認知上獲得多重驚喜。
3.夏志清在論文《余光中:懷國與鄉愁的延續》中提到:「余光中所嚮往的中國並不是台灣,也不是共黨統治下的大陸,而是唐詩中洋溢著『菊香與蘭香』的中國。」
余光中是個複雜而多變的詩人,他變化的軌跡基本上可以說是台灣整個 詩壇三十多年來的一個走向,即先西化后回歸。在台灣早期的詩歌論戰和70 年代中期的鄉土文學論戰中,余光中的詩論和作品都相當強烈地顯示了主張 西化、無視讀者和脫離現實的傾向。如他自己所述,“少年時代,筆尖所染, 不是希頓克靈的余波,便是泰晤士的河水。所釀業無非一八四二年的葡萄酒。” 80年代后,他開始認識到自己民族居住的地方對創作的重要性,把詩筆“伸 回那塊大陸“,寫了許多動情的鄉愁詩,對鄉土文學的態度也由反對變為親 切,顯示了由西方回歸東方的明顯軌跡,因而被台灣詩壇稱為“回頭浪子”。 從詩歌藝術上看,余光中是個“藝術上的多妻主義詩人“。他的作品風格極 不統一,一般來說,他的詩風是因題材而異的。表達意志和理想的詩,一般 都顯得壯闊鏗鏘,而描寫鄉愁和愛情的作品,一般都顯得細膩而柔綿。出版詩集《舟子的悲歌》、《藍色的羽毛》、《鐘乳石》、《萬聖節》、《蓮的聯想》、《五陵少年》、《天國的夜市》、《敲打案》、《在冷戰的年代》、《白玉苦瓜》、《天狼星》、《與永恒拔河》、《余光中詩選》。余光中的散文在台灣堪稱一絕。散文集有《左手的繆斯》、《逍遙游》、《望鄉的牧神》、《焚鶴人》、《听听那冷雨》、《青青邊稔》、《橋跨黃金城》等。評論集有《掌上雨》、《分水岭上》,評著有《梵谷傳》等。
若從政治面,余光中發表的「狼來了」將台灣當時興起的鄉土文學視同中國的工農兵文學而加以批判,附和國民黨文藝政策,表示:「回國半個月,見到許多文友,大家最驚心的一個話題是:工農兵的文藝,台灣已經有人在公然提倡了!」點名批判陳映真、尉天驄、王拓等人,並主張:「不是戴帽子,是抓頭!」「那些工農兵文藝工作者立刻會嚷起來:這是戴帽子!問題不在帽子,在頭。如果說帽子合頭,就不叫『戴帽子』,叫『抓頭』。在大嚷『戴帽子』之前,那些工農兵文藝工作者,還是先檢查檢查自己的頭吧。」而引發之後的鄉土文學論戰。
《揭開余光中的另一面》指余曾攻擊台灣左翼作家,甚至還私下告密,企圖置陳映真於死地。文章說,在這場鄉土文學論戰中,「台灣鄉土文學受到的最大攻擊來自兩個人:一個是代表官方的國民黨《中央日報》總主筆彭歌,另一個就是余光中。」
由此兩方的評論可知余光中的文學地位有著相當大的爭議。
參考資料:維基百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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